作者 萧功秦 20123年8月《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自序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十年，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转型中期的深水区，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新的关键时期。近年来，当改革出现困境时，左的与右的激进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前者把“文革”浪漫化，要把中国拉回到改革前的平均主义时代去，后者主张实现一场西方化的自由主义“革命”。
在当下中国知识界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左右之争中，激进左派与激进自由派都是相当强势的声音。它们都力求占据网络与民间话语的制高点，影响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历史选择。实际上，左与右的意识形态激进主义的价值与思维方式，始终深深扎根于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社会土壤与政治文化中。
在当下中国知识界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左右之争中，激进左派与激进自由派都是相当强势的声音。它们都力求占据网络与民间话语的制高点，影响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历史选择。实际上，左与右的意识形态激进主义的价值与思维方式，始终深深扎根于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社会土壤与政治文化中。
近年来出现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对改革的新冲击与挑战，不但没有结束的迹象，而且还刚刚开始，社会上左右观念的对峙似乎更为凸显。正因为如此，我深感到，坚持中道的理性主义，克服浮躁焦虑的心态，避免思维的极端化，在渐进发展的共识中，通过不失时机的改革走向新的政治文明，是解决中国转型困境的根本出路。温和、务实、理性，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也是我们经历过激进灾难的中国人，对百年先人、对我们未来子孙的责任所在。
本书是近年来陆续在刊物上发表的访谈录、思想随笔与政论的结集。其中不少文章在国内媒体上发表后成为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的焦点。各篇文章环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超越左右之争，一方面，既反对激进的左的“文革”思潮回潮；另一方面，也反对简单化的西化自由主义，强调观察与分析中国问题时，要特别重视我们的历史经验与运用我们的常识理性，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与公民理性，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经由多元试错来寻找摆脱转型困局的最佳路径，实现向民主宪政体制软着陆。
本书第一篇文章是总论。该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上述观点。第一辑各篇文章均从不同侧面对总论提出的观点加以论述与说明。在其中，我特别强调，通过维新模式而形成的强势国家往往具有很强的抗变化能力，它对旧思维的剥离能力难免比较弱，而且，当面临改革中的困境，由此引发左右激进主义对体制冲击挑战时，这个体制往往会进一步利用自己掌控的财富、经济与社会资源，来强化固有的大维稳思维，从而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我们近年来看到的情况，实际上是一方面国家控制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却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在这些文章中，我还提到中国可能出现的三种陷阱：第一种是自由民粹主义，第二种是“文革”民粹主义，第三种是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无论是哪一种，都将是中国改革大业的不幸。
我还提出，如果我们顺利改革，可以经由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极化效应”，进入“涓滴效应”的良性循环，让社会大众分享现代化的好处，最终克服两极分化，并进而经过民生建设与公民社会重建，形成民气顺畅的新局面，为民主宪政时代的到来奠定社会与经济基础，中国将经由改革者主政、经济转型与经济起飞、民生建设、公民社会、宪政民主的这五步逻辑，迎来中国民主繁荣新文明时代的到来。
第二辑是一组历史文章与谈话录。我力求从当代人所关注的新视角，来重新解读近代历史。在我看来，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用四句话来重新概括：一、自清中期以来，专制体制与保守文化，导致了清末迟误的改革。二、迟误的改革又导致不成熟的辛亥革命。三、不成熟的革命进而导致中国走向碎片化。四、这种分裂状态，恰恰是20世纪中国两种激进主义的起源，这两种激进思维又是使中国陷入更为深重的民族危机与各种大灾难的最重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新世纪[9.88 -1.50% 资金 研报]的中国人，通过历史反思来痛定思痛，从中国近代史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反思出对当下有意义的东西。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不失时机的改革，克服焦虑心态与意识形态偏执，用常识理性与历史经验才能引导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
第三辑是一组文化谈话录。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如何在转型时代安身立命。其中涉及许多对当下人文问题的思考，希望能得到读者的共鸣。
有一位读者朋友，也是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读过我的《历史的眼睛》以后，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我讨论中间道路的困难与他内心的矛盾：
中国的路怎么走？中国人民的路怎么走？西式自由主义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缺少自由主义的基础和条件；新左派的路也难行得通，我们都经历了极“左”的灾难，我们知道它的后果。以后的人们再也不会同意我们的社会走这条回头路的。正因为如此，我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没指望的，中国的前途就只能是顺其自然了。这样的思考使我的思想非常悲观，内心世界正如您所描述的文化地狱感一样黑暗。但是我在读您的书的时候，为您的乐观和激扬的精神所感动，精神不由得激动起来：国家“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地往前走，改革终究是有希望的。
但是我又要说，每次读罢了您的书，当我合上书进行思考的时候，我的心却又淹没在无边的黑暗中，充满了悲哀和忧伤。
您引了一段赫尔岑的话：“我们正处在既来自过去，又达不到将来的中间环节，我们既看不到黄昏的晚霞，也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来的人们啊，你们也许永远不理解我们。”那么再过三十年，当你我行将就木的时候，还看不到黄昏的晚霞，看不到黎明的微曦，你将作何感想？我这里并不是对您的“新保守主义”的批评，而是吐露着我内心的悲情，请您理解。所有的理论都是灰色的，但我们还是要选择其中的一条。从现状出发，我只能选择新保守主义，因为它让人民少付出一些代价，还能在心中略存一点希望。尽管这希望如同遥远的天际还没有出现的亮色，但我们知道，天总是要亮的。
我在给这位朋友的回信中写道：
谢谢你的来信，你的书曾经鼓励着我与我的朋友怀着沉重的责任反思我们民族走过的路，并怀着同样的责任感去面对未来。你的信也使我看到了一个充满同情的心灵如何在严肃地思考中国当下的命运。
也许文学家容易不自觉地成为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往往用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标准来衡量现实，这样做也有好处：可以为人类争取更理想的社会提供参照点，然而，这也会带来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现实总会使人觉得很糟。其实，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另一种角度，那就是历史的角度，历史总是不完美的，用墨子刻的话来说，人类的现实生活是神魔混杂的。人们只是在尝试与错误中不断向更为理想的方向演进蜕变的。这就是生活的本质，是人生的精义。
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时代虽然不理想，但相对于毛泽东时代而言，确实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它给中国人以更多的自由选择，激活了国人为争取自身利益而竞争的活力，国人的生活水平比你在那些著名的作品中考察过的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历史人物做成我们希望的每一件事，旧的集权体制，从理想的标准固然不理想，但作为一个“碗”，用来盛新东西，也确实比没有碗，而单用手来盛东西要有其优势，这也许就是新权威主义的要点所在吧。
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也许对于近代以来历史中负面性的东西看得太多了，因此，只要看到现实生活中有一点进步，就会欣喜，我们历史学者太容易满足，也许我们的批判意识会不如你们从事文学的，但这样也有好处，那就是心态比较平和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足于已经有的这一切。这种心态至少能使我们可以避免悲观，并从已经获得的进步中形成新的期望与动力。
每个历史时代只能完成我们人类的一部分理想，并带来新的矛盾与困境，于是这就成为下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人类就是这样前进的，谁让我们是人而不是天使呢。人世间就是这样。也许这正是你所引用过的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这一格言的另一种解读吧。如果我们能这样看不完美的世界，并发现在这种不完美中自己生存的意义，那么，我想，我们不会“淹没在无边的黑暗中，充满了悲哀和忧伤”。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幸福就在于在不完美与完美的紧张中，去发现人生的意义。
在这里，我想通过引用这段通信，来向读者表露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现在再读他的信，我觉得他的信中有一点相当朴质而敏锐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担忧切中了中道理性主义的要害：一个在常识与理性上谁都觉得很好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它会自动成为人们的选择，更不意味着它就是历史的选择。这无疑是所有问题中最为关键的一点。说句大白话，这就是中间道路的软肋。对此，我们寄希望于常识理性力量在社会更广泛地扩展，寄希望于鲁迅的哲学：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正因为如此，这本小书也是为了在社会上传递中道理性的声音，做出一份自己的绵薄努力。
我对中道理性主义之所以乐观并怀有信心，还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去意识形态思维”的时代。三十年来，常理思维，或说常识理性，已经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为起点的“去教条思维化”，而扎根于我们当中，也肯定扎根于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官员、企业家、中产阶层与知识分子们的心灵中，他们是中道理性主义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如果读者诸君在读了这本书后，同意我的基本观点，那么，我们都可以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自勉：“德不孤，必有邻。”
转型时代的中国问题确实很多，我们每天生活在转型困境造成的种种压力之中，生活在源源不断进入你的电子信箱的、令人愤懑的信息流之中，生活在期待、失望、希望与焦虑之中。然而，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富有趣味的生活，何尝不是产生新思想的精神气氛？
如果说，丰富的问题意识是人们活着的意义资源，那么，三十年来，既然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期盼、太多的紧张，我们面临着太多的要用学理资源去思考的问题，我们渴望有太多的东西要突破，我们在生活中常感到沉重、焦虑、压抑，但却仍然充满憧憬，以及不确定性带来的生活丰富感，那么，我们人生意义的资源使我们的生活平添了更丰富的色彩。
提笔到此，使我想到了一位侨居于某一发达国家的朋友。他来信说，他总觉得他生活的那个国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很乏味的地方。“因为没有什么能引发争议的大议题，这个地方既没有理想，也没有可能危及国家制度的社会矛盾。很多时候感觉历史是静止的。虽然对老百姓来说，过日子是最好不过了。”他还自我解嘲地说，他们那里的生活已经“退化”到乏味的地步，并且又乏味到了需要“进口革命家”这条“鲶鱼”来改变他们的生活了。他最后写道：“身在中国，做知识分子，做学问，有时候想想，也挺幸运的，你不会太闲。”
我们谁都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但你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时代注定是一个使你的人生意义十分丰富的时代，是一个鲜活的充满色彩的改革时代，但决不应该是个革命的时代。
(本文系《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自序)
作者：本刊记者 施雨华 2013年1月29日 南方人物周刊
2012年8月，有人在网上发了这么一条微博：“今晚在上海同萧功秦、朱学勤、谢岳等教授餐叙，饭后大家离（开）时，发现年纪最大的萧功秦教授骑着电动车离开……同这些教授们在一起，一般不会询问最近是否发财，也不会谈论家庭等儿女情长，大家一门心事（思）关注国家与民族前途，放下观点不说，我对他们都充满敬意……”
这条被转发、评论了上千次的微博，收到了相当多的致敬：“真正学者”、“纯粹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很少了”、“所以这是中国的未来”……
“其实那是一辆摩托车，”萧功秦教授轻声纠正，“还是名牌，并不便宜。”几天之后他到广州参加书展，活动结束送他去酒店的路上我们聊到这件事。“问题在于，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学者，跟他用什么车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在他看来网络时代人太容易被受到关注、拥护的虚荣心和道德感绑架，辛苦扮演某个角色，一开始是别人“粉”你，后来却成了你迎合粉丝，忘了超越功利的态度和拒绝诱惑的自由。如果以清贫论学问，他的排名恐怕不会高，他家的客厅就摆着一件奢侈品：价格高达6位数、用来欣赏古典乐的发烧级音响。
在商务酒店狭小的房间，我们聊他的新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聊自由、民主、公民社会，聊中国近代史上的经验教训——期间也几次领受了现实的教训，服务员责怪我们没有做好来访登记、留下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
我们也聊到另一个跟摩托车有关的故事：几年之前一个发烧友论坛搞过一次活动，一起开车从上海去安徽。萧功秦“混入”了这支年轻人的队伍。行至中途摩友们嫌他速度不够“激进”，留了张地图就把他撇下了。他一个人慢悠悠地开到安徽南部的宁国，再越过浙江的天目山，回到上海，堪称激进不足，浪漫有余。不知他在路上有没有想起1973年那次旅行。那年秋天，他以探望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二哥为名，带着好不容易省下的300元钱和一架借来的价值8元的相机，漫游了12个省的41个城市，全程一万公里。单位给他两周的假期，他却浪荡了3个月，“那时是豁出去了，不怕被开除”。
如此个性，难怪有朋友会问他：在气质上你明明是浪漫主义者，为什么理智上却成为稳健的保守主义者？（生活中可能是前者占上风，萧夫人最不喜欢与他上街，因为他很容易路见不平跟人吵起架来。）我重新提起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也许历史研究为他提供了某种参照，使他对浪漫主义保持警惕。从新权威主义，到新保守主义，再到中道理性主义，他的思想承续之中有微妙的变化，一以贯之“保守”了下来的反倒是一个否定性主张，拒绝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无论它姓“左”还是名“右”。
军干子弟的小知识分子教育
萧功秦在家中排行第三，1946年出生在西安，名字里因此有了一个“秦”。他的祖父是思想左倾的地方士绅，与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是世交。伯父1923年加入中共，据说是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入团介绍人。父亲是黄埔六期学生，抗战时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陆军大学特五期毕业。蒋介石曾希望把他留在身边，他一心上前线，去了胡宗南部队，做过第一战区作战处长。因酷爱做化学实验，军旅生涯中他的皮箱里还装着各种化学试瓶和笔记本。1947年底他所在的国民党第三军在石家庄被围，一封命他去北平商议紧急军务的电报，使他死里逃生。后来他才知道这是胡宗南有意安排的。尽管1949年底他在成都策动起义，成了革命军人，后来担任志愿军第十二军（参与上甘岭后半段战役的英雄部队）教导大队长，在给组织写的自传中提到胡宗南时仍然改不了口，称他胡先生。
萧功秦的童年是在部队托儿所度过的。但军干子弟大院的环境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1950年代初母亲、父亲先后去世，7岁的他被姑妈接到上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后他更多受的是“小知识分子教育”。
姑妈是中学美术老师。为了把侄儿和社会上的不良习气隔离开来，从学校图书馆拎回了一捆又一捆书。萧功秦就这样“被迫”爱上了读书。他至今记得读高中时，在福州路的旧书店里，他用准备买长裤的4块钱买了俄文版《高尔基全集》前10卷。这时他已经开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哲学，启蒙他的是一位小学同学思想超前的哥哥，因为出身不好，这个上海中学优等生考大学时只好选择读印染专业。从他那里萧功秦第一次听说了陆象山和王阳明、康德和尼采。哲学家们令苦思冥想的他一度患上了神经衰弱。交给班主任的周记中，他说他愿意做一个灯塔守夜人，只要获准自由自在地读书。不合时宜的想法，让他后来被归入走“白专道路”的苗子而时时受到“教育”。后来尽管考出了高分，他还是没有被大学录取，而是分配到上海郊区一家机械厂，在这里消磨了整整12年。
事后来看，这或许算得上焉知非福的塞翁失马。“文革”开始后，大学里的读书人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他这个工厂里的读书人却是“领导阶级”。工作固然艰苦乏味，求知欲却并未耗损，他决心像高尔基那样把工厂当作大学。被调去电镀间给了他一个机会。那是一份孤独的工作，负责操作的只有他一个人。电镀产品放进铬液之后要过好几个小时才能拿出来，所以他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读书。那12年里他记下了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在单位以“萧克思”闻名，同事们都以讹传讹地传说他懂好几国语言，电工师傅到宿舍区检查违规私装的电灯，总留下他晚上读书用的灯头线不剪。但他一度也因为“妄想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来对抗毛泽东思想”被批判。
和那近百万字笔记共同改变了萧功秦命运的是几位老教授。朋友介绍结识的复旦大学教授伍丹戈指点他阅读清朝史料，成为他重新认识近代史的开端；南开大学教授郑天挺回复了他自述学习心得的信件，建议他报考自己的研究生，得知他没考上南开（其实那是一次“阅卷事故”，萧功秦的政治考试成绩被少算了50分），又给老同学、南京大学的韩儒林教授写了推荐信；韩教授因此破格录取他，并且放手让他自由做研究。多年之后萧功秦在追忆导师的文章中承认，“在韩师所有的学生中，我不是他最满意的学生，但我是最受惠于他的学生。”
从激进反传统到渐进推改革
萧功秦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在学术界的正式亮相，会跟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有关。在南大读硕士时他学的是元史，头脑里尽是“硕德八辣”、“爱育黎拔力八达”、“也孙帖木儿”之类的蒙古名字。1986年出版、一年多时间就印了10万册的《儒家文化的困境》让他走向意料之外的未来。去北大作讲演时，最大的阶梯教室挤满了人，要上讲台几乎要从他们的头顶爬过去。
那时，萧功秦是一个承袭五四启蒙精神的激进反传统主义者。但是几年后他就在学术上出现了转向。1988年，他提出了一个学界感到陌生的概念：“新权威主义”，认为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建立之初，一般会直接效仿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但由于国家内部现代化因素匮乏，民主政体无法控制局势，国家陷入危机状态。此时在政权内部往往会出现政治、军事强人自上而下地推行权威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因为他们具有现代化意识，对西方的资本以及先进技术、文化会采取开放政策。在他看来，新权威主义在整合政治秩序、发动现代化的效果方面，是形同虚设的民主政体无法比拟的。正因为此，他将其视为走向民主政治不可避免的先行阶段。
两年之后，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反传统立场，提出“新保守主义”的概念，对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的激进主义变革观都持反对立场，主张运用现存政治体制的资源，作为推进变革的杠杆，在稳定秩序的基础上实现渐进的社会结构变迁，“重新肯定传统价值系统、意识形态和权威形态的意义和积极作用”。那时他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严复的影响。直到今天他仍然认为严复是被低估了的思想先知、中国新保守主义之父，并自认为是百年来少数真正读懂他的人之一，念念不忘其名言：“制无美恶，贵在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在激流汹涌的1980年代末，这样的观点引人疑惑甚至反感。1989年初，上海开过一次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会，规定每个人有15分钟发言机会。会场上的绝大多数人对新权威主义不抱好感，孤军奋战的萧功秦用完自己的15分钟后，被“程序正义”地禁止反驳批评他的观点。会议结束，深感压抑的他只说了一句：“如果大家都这样想，我也没有办法了。”参加会议的两位朋友被这句话触动，赶到他家听他解释。他含着眼泪，抚摸着8岁女儿的头说，“如果由于我们这一代的过错，近代历史上激进主义造成的社会大乱在中国重演，他们这一代人将经受怎样的苦难？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们的未来想一想吗？”
许多朋友与他观点日益分歧，包括1980年代初和他结识的朱学勤。当年萧功秦在虹口区的老房子窗外正对一个巨大的垃圾箱（他开玩笑说，每天早上不用闹钟，准时被臭气熏醒）。朱学勤每次去都和他在萧家混搭着垃圾味和书香气的卧室兼书房，纵论各自的主张。这时他也在争论中说出一句绝情的话：“如果外面出事，你还坚持目前的立场，那我们只好绝交，再不来往！”但他们的交往毕竟延续了下来，甚至相约，哪一天谁先死了，后死者就以“痛悼吾敌吾友”为篇名，追悼对方。
后来朱学勤果然“出事”，萧功秦却没有一点幸灾乐祸，多次到他住处去探望，还在一些场合为他鸣不平。诡异的是，萧功秦的观点在高层受到赏识——据说，当年一位国家领导人提到新权威主义，邓小平曾说自己就是“新权威主义者”，只不过这个名头不大好听；但他在知识界的处境却不无尴尬，每到评职称的时候，他的同行评议总不大好看，有人甚至给出过一路打叉的恶评。
即便一直不认同他的观点，在朱学勤看来，萧功秦性格透明，是个认真做学问的书生，而没有政治投机的意图。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新权威主义”这张标签跟随了萧功秦二十多年，尽管他的思想时有发展和变化。从1995到2005这10年，他致力于分析当代中国转型政治中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社会各阶层心态变化趋势、意识形态转型；2005年后他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政治体制和模式，考察“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型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时为什么会面临那么大的困难。归根结底，他仍在探寻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现实路径。这一探寻的最新成果就是他的新著《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在萧功秦看来，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10年，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多数知识分子放弃激进立场，心态转向务实、理性、温和；左派官僚逐渐失势；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度相对降低；社会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之后10年，“中国模式”在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引发腐败、贫富分化、国富民穷、社会不公等问题，原先处于边缘状态的左右两种激进主义重现活力。激进左派把所有问题都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激进右派则把所有问题归结为没有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这两种主张都因其简单明了而具有吸引力。
萧功秦认为试图按某种似乎具有普世性的“理性原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是激进主义的本质，无论激进左派还是激进右派都倾向于把内心具有浪漫色彩的期待，自圆其说为不可避免的“必然规律”；都信奉“制度决定论”，而忽视制度必须与传统、习俗、文化和发展水平对接才能有效运作。他则主张在保持现存体制历史连续性与秩序稳定的条件下，通过经济与社会的渐进发展走向民主政治——他把自己的立场称为“中道理性主义”。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后革命型”的威权体制，结合了集权动员和市场竞争这两种优势，在经济领域实现意想不到的奇效，却把政治参与控制在过低的程度，形成“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
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结构使当下中国陷入5种困境：体制内形成权力庇护网，体制外没有制约的能力，官员腐败难以控制；权力阶层与财富阶层结盟垄断利益，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政府用强大的动员能力实现高额税收，强化行政力量，造成极庞大的“三公”开支，公众却在高房价等的压力下走向贫困，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国进民退”的趋势、垄断企业的过度获利，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教育、文化领域受制于行政官僚的约束，社会的文化原创能力不能够滋生发育。
这5个困境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当政者出于对危机的忧虑很容易采取“刚性维稳”的办法，而不是以发展“强国家-强社会”结构来化解危机。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爆发”的方式化整为零，反而会“积零为整”地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
对于未来，他既乐观又不无担心：“我们都来自革命时代，激进革命虽然已经被否定，却又无时不刻地影响着我们下一步的历史选择。我们会不会以革命思维方式去处理多元时代的各种社会冲突与政治矛盾？我们能否避免“阶级斗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革命思维转变成为“阴谋论”、“丛林法则”的极端国家主义？我们会不会重新回到大跃进式的动员中去，大搞城镇化的经济发展翻番？如果我们不能超越这三大死谷，我们民族就还没有走向真正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希望。”
至于近期的打算，萧功秦正从数百万字的日记中摘出120万字，分3卷出版《思想日记》。此后，他就可以安心进行历史写作了。在他的设想中，这是一部6卷本的中国近现代史，从晚清写到1980年代，目前第一部已经完成构思。“可以说我刚刚进入学术人生的黄金时代，最好的著作还没写出来。如果两三年写一卷，也要十几年才能完成。”他开起玩笑，“最好犯一点小错误，世人把我抛弃忘却，让我处于边缘状态，这样我就能集中精神做这一生最重要的事了。”
继续深入改革是重塑合法性的机遇
人物周刊：二十多年前您提出了“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等概念，今天您是否仍然相信自己的观点具有现实性和解释力？
萧功秦：我仍然认同这些概念，但找到一个更好的词：“中道理性”。中道理性同样能表达这个意思：在传统社会中寻找稳定性资源来克服脱序，在稳定状态中引导社会的变迁，通过社会变迁逐步推行适应现代环境的新制度，但又不提出清晰的最终目标。未来到底怎么样？是否一定是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我不清楚，也不相信制度决定论，中国和西方过去的集体经验有所不同，未来走的路也未必完全一致。不过我们可以先建立一个共识，就是左的激进主义和右的激进主义都不好。左右之间应该是中，这个“中”不是折衷或中庸的意思。我更多地用它来表示通过试错、渐进的过程，寻找更适合我们的路径。
人物周刊：《超越左右激进主义》提到从后全能社会向宪政民主社会转型的几个步骤：改革者主政、经济转型起飞、民生建设、公民社会，最后是宪政民主。您认为这些步骤具有必然性吗？
萧功秦：这是有一定历史事实作为依据的理论推导，比如台湾和韩国大致经历了这个过程。另外，后一阶段的实现恰恰需要前一阶段的实现为条件。例如，宪政民主需要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重建与成功运行，必须以民生建设后的社会两极化的缩小与社会公平的成功为基础，民生建设只有在经济起飞后才有可能，经济起飞与经济转型，当然需要改革精英执政。
人物周刊：为什么您把民生建设放在公民社会的前面？
萧功秦：我觉得知识分子一般考虑更多的是中产阶层，很少考虑到底层老百姓是怎么想的。在我看来，建设公民社会之前应该有一个民生建设阶段，解决普通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包括养老、医疗、保险等等，使老百姓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好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公民社会，不同阶层社会组织的分布就比较均衡，可以更好地表达各自的利益。
人物周刊：人们往往把民粹和“左”联系起来，您却提出了还存在一种“右”的民粹主义，在您的定义中“民粹”是什么意思？
萧功秦：某种意义上，民粹主义就是一种大众口味主义。大众有什么口味，他就通过满足这种口味来获取民心。
人物周刊：但“大众口味”也包含大众应该获得的权利和利益，难道所有符合“大众口味”的要求都跟民粹有关吗？
萧功秦：应该这么说，民粹是通过街头运动的方式，形成一种特殊的氛围，满足大众抽象的需求，进行所谓的政治抗争。民粹主义，跟街头连在一起，跟抽象的民意连在一起，跟魅力政治家连在一起，跟煽情性社会动员连在一起。
我觉得左和右两种意识形态，都有形成街头运动的冲动，并不是说左就是民粹，右就是精英，其实有时候右也是民粹的。现在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极贫阶层和极富阶层，民粹主义就需要吸引特定的阶层，提出的诉求往往是和分化的利益有关的，但他们是用一种民粹的方式提出的，而不是通过协商的方式。
人物周刊：您怎么估量自己的思想被认同的可能和程度？
萧功秦：主张中道理性有一个两难。一开始是老百姓主张改革，政府不听，觉得没有必要；等到社会问题严重，政府想这么干了，老百姓不听，说渐进改革不彻底。在这个过程中，中道理性主义者很容易被边缘化，相反激进主义者却如鱼得水，很容易就把民众的浪漫情绪调动起来了。
20世纪初清末新政的时候也有一股渐进的思潮。但那时激进主义发展非常之快，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入侵后引起的要求改革的社会呼声特别强烈。应该说现在比当时要好多了。现在我们的经济进步是很快的，由此产生的中产阶层数量非常之大，他们的要求至少在目前看来不高：公平一点，腐败少一点，干部管理严一点，福利增加一点，谁也没说你要来个多党制。对于政府来说，继续深入改革正是重塑合法性的机遇和方法。
（本文访谈部分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