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华生 2010年4月2日 《经济观察报》
今天讨论的是中国模式，我的观点很简单，我认为中国模式用时髦的话就是可以有，但是现在还没有。目前最多可以说中国正在探索一条道路，寻找一个途径，但这还不能称作是一个模式，因为它还不清晰、不定型和不稳定。所谓模式相对来说是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框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乃至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复制。通常我们讲的模式大概都是这样。如果要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现在中国模式还不存在。
首先从经济形态上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形态从单一的公有制变成混合所有制，但是现在仍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各种所有制分别占多大的比重，公有的资产、股份用什么形式管理，大家都没有共识，这从媒体上的不同声音也可以看出来。目前就总体来说，混合所有制只是一个过渡的状态，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或者模式。可以说整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其次在政治体制上也是一样。我们以前那种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一些变化，但是目前还没有寻找到或者说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内在平衡和稳定运转的政治制度。超越意识形态来说，政治生活中还缺乏公开透明的规则，包括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内也没有建立起可以规则化操作的制度。有的只是原则，如民主集中制，但原则没有程序和细节不好操作，所以它不稳定。它可以操作成毛泽东时代的那个方式，所有人形式上都举手同意了，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体现的只是个别人的意志，也可以操作成现在有的人说的实质民主，据说还减少了不少麻烦，但是没有人保证能操作成什么样。所以今天的制度从政治形态来看还不是一个稳定的模式。
最后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看也是一样，我们原来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跟现在的经济现实、社会现实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么多的思想和道德的混乱。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认为有什么中国模式或者是北京共识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模式和共识还没有形成。但我还是乐观主义者，中国模式可以存在和探索，我们不一定要抄别人的路，你想抄也不一定抄得来。我不赞成另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现在的成就不值得一提，不过是向西方靠拢的过渡步骤，这样所有的研究都没有意义。我不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中国毕竟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现实的状况。而且过去30年实践确实也证明了中国人可以走出一个相当成功的道路，过去30年中国的发展确实比过去几百年完成的跨越都大，全世界都为之瞻目。所以如果说这其中没有自己的价值，没有成功的地方，没有值得总结的东西这个我是不赞成的。但是如果真想走出中国模式来，还需要做非常大的努力，从经济、政治到文化。
我们自己这些东西本身还没有定型，这样就充满了多种可能性，可能走出自己独特的实现现代化和公平正义的道路，也可能不以有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走向西方的道路，也可能是走向某种专制或者混乱。因此目前的状态还构不成模式。模式基本的框架比较稳定，例如历史上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皇权制度是一个模式。分散的小农结构和皇权专制存在相互依赖性，而皇权的运作规则很清楚，是可以操作的，继承人是皇帝的儿子，不是的人就不符合正统。当然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回到我们的模式，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现在还是不清楚的。主张它的人和反对它的人在这方面的思想都是非常混乱的。我们现在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中提炼出可以操作、可以支撑住的东西。
深入一点说，经济是基础，前面我们提到混合经济，是说有强大的国有企业，还有相当发展的民营经济。这个方面现在大家分歧很大，公有私有各自的边界和功效是什么？是不是有稳定的状态？国有经济到底怎么搞？现在央企强大，功能很多，出现了央企国家化，地方政府企业化的倾向，许多搞得很有声色的地方也是政府企业化最严重的地方，这个方向对吗？国家指挥企业这种形式从经济改革的方向来说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经济改革的起点就是政企分开，政企合一就变成了走回头路，最后肯定走不出去。
有人说，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模式已经有了，就是股份制。股份制当然很好，对国企改制也起了重要作用，现在这项改革也还没做完。但股份制到最后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国有股份、国有资产的代表是谁，怎么管理，这个问题没法回避。因为只要国有股份、国有资产还存在，最后总有一个这块资产的代表和管理问题。现在国有大型企业大部分都搞了股份制，大家还是把他们称为国企，还是有很多不满意，问题就在于股份制只是往前走了一步，还没有解决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在1980年代初刚提出股份制时就被注意到了。那是1985年，我们写了篇报告，提出“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后来发表在《经济研究》上，还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报告提出要搞资产经营责任制，国有资产要有唯一的产权人代表，用市场化方式、用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几十个部委在管国企。我们当时建议成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建立国资系统作为出资人。我记得这件事汇报了好几次，当时国务院几个主要领导都在，总理问我了，你说要搞国有资产管理总局，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现在有财政部，把财政部的钱放到国资总局那里去，只是把钱从我的一个口袋装到另一个口袋，意义何在？议论了几次，最后定不下来，领导同意我们先去试点，跑了很多地方，沈阳、武汉、重庆、南京，当时那种方式也很奇怪，中央也没有文件，谁思想开放谁就支持你试点，当时是这个模式，过了两年才成立国资局。但比我们原先提的低多了，是一个研究部门，并没有真正管资产管企业，这样直到2003年才成立国资委。当时也没什么人太注意它，就是又多了一个部门，现在很多人开始埋怨说这个国资太厉害了。
我们今天的条件和20多年前比确实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国资产管理体系看，甚至还远未达到我们当年的设想，存在着众多问题。中国模式要在经济上有突破，恐怕要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出资人制度上锐意改革和创新，因为只有这个不是搬别人的，是自己独特的东西。
有人说，搞什么国资改革，私有化不就完了吗？问题是私有化得益的绝不会是老百姓，而是权贵和已经先富起来、有资源的各界精英。
我在接受采访时讲过，现在盯住国有资产这块肥肉的人太多了。那几年搞民进国退的时候，用MBO（Management Buy-Outs，管理者收购）的方式，无非是让近水楼台的人一夜暴富，成为真正的老板。后来大型企业不过是没让继续搞，否则现在也全是私人家族的了。这个诱惑力太大了，盯着这个资产的人从官到商很多，可以说是垂涎欲滴，但这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这不是给老百姓造福。如果全盘私有化，能得手的恐怕不是官员背景也是有关系、有渠道或者用钱铺出路子来的人。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也跟着喊，不知道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我们现在的讨论有共识，也有分歧。秦晖教授写的文章我很注意，体会很多，也学了不少东西，但是在中国模式的问题上我有几点不同的看法。
一个就是他分析的西方民主制度有其自身的问题，但本来还可以自我校正和运转，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有我们这样低人权、低福利国家的竞争本来是不会出大问题的。但其实从他刚才说的左派右派都是想讨老百姓的好，左派上来讲高福利，右派上台讲低税收，都不去讲大家不爱听的降福利和加税收，这样没有外力，也容易出现问题，不光在于全球化，因为我们这些国家造成的。
第二，我认为现在失衡不能主要归结到中国劳动成本低，人权福利低，因而竞争力强。美国人消费过多大量借债实际上并不主要因为中国人的高储蓄，日本借给美国人的钱跟中国差不多，不能说日本也是因为低人权低福利才积累储蓄吧？美国的借债主要是三大块，一块是石油美元，一块是像日本、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大量外储，第三块是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竞争能力比较强，外汇储备较多。因此，把美国的危机主要归结为我们的低人权低福利竞争，从这个逻辑上我觉得不是太通。
我们的共识是现在这个模式确实还有问题，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现在需要的是去争取一个好的结果。
我不太赞成过度的渲染，比如特权，我认为政府权力包括特权这些年来是在逐步受到限制。有一些领域可能是在扩大，但是总体上是在受到限制和缩小。这就是社会进步。反过来说，政府和官员的特权有问题，私人资本的贪婪就没有问题了？不用说在法治薄弱的中国，美国的华尔街仍然不断出事。俄罗斯共产党垮了，社会主义也不搞了，仍然有个政府权力和私人资本寡头的力量平衡问题。中国的情况就更特殊一些，因为我们走的是一个强势政府主导型的追赶模式。
刚才秦晖说到官员特权，说今天的官员可以用权力谋利，这就比毛泽东时代还厉害。我觉得对这一点要分析。毛泽东时代是没有什么官员个人贪污受贿。但当时的干部队伍的制度特权很大，不说干部的政治地位，其经济地位、物质待遇可以说在当时普遍贫困的社会中是处在最优越之列。而今天的官员即权力精英们，他们由制度界定的经济地位已经远远落到市场经济中各界精英的后面，有很大的相对落差和心理失衡。当承担着重要社会职能的官员的正式经济收入从而社会定位受到动摇的时候，这个社会是稳定不了的。这是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不赞成过度地夸大我们今天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国企的存在造成了垄断、寻租和特权，认为把国企取消、国资分完了就好了。其实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句，国企在相当程度上大大缩小了我们的贫富差距。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搞私有制只会造就私人家族寡头。如果中国移动、中国石油等都是家族的，在所有权这块贫富差距自然会惊人的扩大。第二个扩大是经营者的收入，现在说国企领导者的收入太高了，拿个几十万，一百万，但其实只要改制，增加10倍算是少的。现在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的高管工资只是中小股份制如深发展银行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如果是市场化，高管人员的薪酬肯定几十倍的增加。
有人爱谈权贵资本主义，其实看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就知道，中国还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权贵资本主义。但如果私有化真扩大到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这些央企头上，那中国就一定是权贵资本主义了，因为国家所有的主要资源都已经掌握在个人和家族手里，政府也要依赖他们。那时，官商勾结乃至官商一体、公权私用就会真正普遍化、主流化。
我认为当前的难点是改革开放30年了，原有的发展模式走不下去，但新的出路对中国人来说还并不明确。现在简单地从某一个角度的极端诉求，可能进一步动摇现在这个方向尚不明确、本身的基础已经非常不牢固的现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家是希望中国的经济继续高速成长，改革开放以来自由和福利都在同步增长的状况再持续20年到30年，这对中国才是最好的出路。我想，我们讨论中国模式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