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勇 2013年3月7日南风窗
普通青年和2B青年，越来越只具有看文艺青年“装13”的份了。公共空间，还有人们的情绪气质，都已“文青化”。
看一下就很清楚：粉丝无数、一呼百应的，几乎全是文青或文青的高级、另类版本：公知、娱乐明星、商业名人。而他们之间，界限日益模糊：公知走了娱乐路线，明星和商人走了公知路线。就算某些有学者身份的公知在公共领域走红，他们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也具有“文青”的特征—你根本看不到他们采用了逻辑推理的方式。
改革30多年，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上去就是一堆杂乱情绪的总和：亢奋、焦虑、迷茫、追求发泄……它决定了受到追捧的从来不是打算用理性去说服人们头脑的人，而是那些用“文青”语言和思维去迎合社会情绪的玩家。
这宣告，启蒙真的结束了，现在是“后启蒙”时代，是文青化的中国时刻。要破译中国的未来，大概也需要从这里入手。
“启蒙者”对“被启蒙者”集体催情
从前段时间起，因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推荐，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火了，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一个人不知道这本书，都怕别人说自己没有跟上形势，不懂现在的中国。
224年前发生了大革命的法国，确实和现在的中国有某些相似性。比如，那个时候政府已经改革了，但特权阶层还不想和老百姓平等；比如，都经过了“启蒙”，“自由”、“平等”的口号谁都会说（就像一个娱乐明星也会说一样）；比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人们火气很大；等等。
最有意思、同时也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却是，那时候的法国，和现在的中国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种相似性，就是“文青化”—在说政治、社会、道德问题时，随处可见文艺腔和“姿态分子”。人们在对待这些问题时，也很有文青的范儿，“装13”性强—表达夸张、有美感、煽情、简单化，同时自认真理在握。不同点可能仅仅是，中国社会的文青化有娱乐因素，背后也有商业的操纵。
托克维尔本人并不擅长欧洲人喜欢玩的逻辑推理，在文风、气质上其实也是半个文青，但他对当时已文青化的法国没有好感。文青化到什么程度呢？—“政治语言中充满了一般性的词组、抽象的术语、浮夸之词以及文学句式。这种文风……渗入所有阶级，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层阶级。”
这简直像是在说今天的中国。文青的话语是最为大众所听懂的语言，因为是心理在听，不是头脑在听。
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偶像，就有什么样的粉丝，反过来也一样—因为某种情绪气质只能吸引相同情绪气质的人，某种心灵只能吸引到同类型的心灵。
在中国，后者的因素很重要，偶像要考虑市场需求。但在当时的法国，托克维尔观察到的更多是前者，他发现，大革命前，法国人阅读时，“染上了作家们的本能、性情、好恶乃至癖性……”这相当于是“启蒙者”在对“被启蒙者”集体催情。
如果不和政治、娱乐发生关联，我们看到的也就是一帮文艺青年在咖啡馆、在丽江这样的小资胜地以及在微博上“装13”，社会根本不可能被文青化。当时的法国，是以文学的方式对政治表达亢奋，而现在的中国，则是一个复合体：以娱乐的、文学的方式对政治亢奋，以政治的方式对娱乐、文学亢奋。
共同点正如托克维尔所讽刺的：“保持了取自文学的习气，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对文学的年深日久的热爱。”莫言突然之间热了一把，那是因为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有“政治”，而不是此前没多少人看过的那些文学作品。
公共空间“文青化”的形成过程
公共空间和人们的情绪气质是如何文青化的呢？也许玄机重重。
20世纪80年代，文学大行其道，不知道有多少作家和诗人把名利色都收入囊中。但那个时候，虽然做文学青年是一件挺时尚、高档的事情，但文青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还只局限于和“文学”有关的东西，文学还没有和娱乐、消费主义勾搭在一起，没有对整个社会的催情效应。尤其重要的是，它的土壤不是社会情绪，而是理想主义；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乐观，而不是焦虑、感觉挫败。
20世纪90年代，到大概2009年的“微博元年”前，社会公共空间和人们的情绪气质文青化也不明显。一路走过来，它有很清晰的轨迹。
一方面，理想主义消退了，人们一头扎进世俗，开始谈钱，社会日益功利化，社会结构被重构，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结构断裂，阶层固化；另一方面，人们以哲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等方式，接过“启蒙”的大旗，继续在公共空间说话，但这帮人基本上都是学者，诉诸的是理性，影响有限。娱乐界和知识界，还算是各玩各的。
但过去那么多年，其实也为文青化准备好了社会条件。
其一，社会不公引起人们的受挫感，引发出强烈的社会情绪，这些情绪需要得到表达，得到迎合，得到发泄。其二，“政治”的东西开始泛化，社会的、经济的、文学的、道德的、娱乐的，全都可以和“政治”扯上关系，而权力对这些领域的干预，也很容易让“政治”话题获得公共传播。其三，和前面两点相应的，是对政治的消费具有了很大的商业价值，它可以为一个人获取道德优势和影响力。其四，“启蒙”基本完成，很多价值观念、政治学知识，都变成了常识，可以简单地用口号表达，任何人都会说，比的就看谁更有名，更煽情，还要进行理性论证的那些言论，已经没有多少人有耐心去听。
这些社会条件，经由微博这一影响力极大的新的公共空间的催化，终于修成文青化的正果。
在“后启蒙”时代，所谓“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也都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假定自己早已懂得“要自由”、“要民主”、“要权利”。人们需要的，并不是谁来启蒙自己，也不是“代言”，而是代发泄情绪，同时能够让找不到存在感的自己沾上一点价值属性。所以成为偶像的人必须是个名人，而且要经常在公共空间存在，最好媒体一直在炒作他/她—以弥补粉丝们在现实中的失意和焦虑。因此一个规律就是，偶像不经常存在，粉丝就找不到存在感。这种任务，只有公知化的娱乐明星、娱乐化的公知，或公知化和娱乐化的商人才能胜任，也只有文青化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才能吸引他们。
“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哲学家们经常说，语言就是对现实的一种构造，因为一种语言的结构和内容，对应着“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文青化的语言也是如此。
文青化语言的第一个特征，是它从来不进行逻辑推理，它诉诸于心理的暗示，而不是头脑的说服；第二个特征，是它或夸张，或玩“朦胧”，让语言具有某种美感；第三个特征，简单化，口号化；第四个特征，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为一谈；第五个特征，情绪化。
这是让人相当爽的。文青化的语言，因为它的这些特征，极容易传染，扩散，构成一种公共狂欢，一种“集体认知”。它描述的虽然只是事情的表象，但对于那些思维方式和心理需求都拒斥逻辑推理的人来说，他们会自我说服：这就是真相。
有两个使文青化语言走向神圣的心理规律。一、如果一个人比较理性，他会保持谦虚；而如果一个人具有文青的情绪气质，则往往自我感觉良好。反过来，在认知上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往往倾向于采用文青化的语言。二、一个人如果失意，如果有“被迫害感”，他一定会假定自己是对的，他要做的，其实只是用夸张、简单的、也就是文青化的语言方式来说明自己站在了道义和真理一边。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公共空间和人们的情绪气质文青化，会产生哪些后果呢？
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产物，文青化是有“正功能”、“正能量”的。它把原本知识分子在传播上只是对一部分国民的启蒙，变成了一种文青的高级版本对于粉丝的启蒙（虽然同时也是商业需要），尤其是全民的自我启蒙。从话语方式来说，理性的、讲究逻辑推理的启蒙，远不能和文青化语言的启蒙相提并论，因为只有用后者的话语方式，最普通的老百姓才听得懂。它继续着“后启蒙”时代对于权力的批判，而且是全民的批判。当一个社会，在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上达到了这种程度，那么，一定到了变革前的临界点。
当然，“负功能”，“负能量”也是明显的。如果说哲学的认知代表深刻，那么文青化的认知只能和浅薄为伍，它的确把很多东西简单化，理想化了，但从来不会自我觉知或反思。因为无法进行逻辑推理，文青化的思维方式之一就是假定自己是对的，自我感觉良好，立场先行，在公共空间，遇到不同意见，极容易变得不宽容。另外，因为情绪化，文青化的思维从来只看见自己在说什么，而且是从自己的思维去理解对方，导致看似对立的观点根本无法构成“对话”，所以，决定争论的“胜负”的，往往是哪一边势力大，而不是理性的辩驳。这些，无疑都给中国的未来蒙上阴影。
和当年的法国一样，如果文青的情绪气质，被带入了实际的政治进程，那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人们很容易激动，而能够让他们激动的，一定是极端的、具有破坏性的东西。
如何“驯服”文青化？既然它是由社会情绪支撑的，而社会情绪又来源于社会不公，那让社会变得公平正义就是政府必须要干好的事情。这相当于“灭火”。
同时，在民主政治的推进中，必须实际地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托克维尔发现，固然文青化对于法国大革命起了作用，但那只是加了一把火，火能烧起来，是由旧制度改革的不彻底造成的。他说，“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继续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此时此刻那样……”
如果中国普通公民可以更多地参与评议、决定一项政策的出台，可以让权力有所敬畏，恐怕也不会如此激动。
